牛寒婷：在微信的朋友圈上看到二位刚刚去了欧洲考察，咱们就从微信聊起吧。像微信这样的移动网络交流平台，已经完全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从大的方面讲，是数字时代的高科技、新技术，正迅速地、全方位地改变着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说起消费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即大众的消费欲望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那么，数字时代的这些新技术，又是如何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乃至艺术创造的方式?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这些新技术是如何介入艺术创作的?介入到了什么程度?国外的当代艺术是怎样的状况?二位能不能结合去欧洲考察的感受聊一聊?

　　郝青松：微信已经势不可挡地侵入我们的生活，创造了一个超真实的景观世界。在欧洲时，身在万里之外，却丝毫没有和国内的距离感，通过微信即时地传播和交流着异地的景观和思想。当经过精心选择的图像发布在微信的朋友圈时，就不止是我自己在观看，通过图像传播，无形中我成为一个西方文明的传播者。每个人都是一部移动电视，播出的内容虽然也经过个人选择，但比起大众媒体无疑更为真实和直接。微信还具有阐释的功能，发布的图像和观点都经过个人的选择和编辑，具有主观倾向。微信还能激发创造，在交流互动中生成很多新的思想、观点。

　　可见新媒体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程度。在艺术创作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例如在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在丹·弗拉维的装置作品《欧洲伴侣》中，大约200平方米的半封闭展览空间被分成等大的三个房间，艺术家用不同色彩的灯管构成的9个方框被分置在不同的角落，描述了作者身边熟识的9对欧洲伴侣。观众依次穿过被不同色彩灯光渲染的空间，感受由灯光构成的这些伴侣或热烈或阴郁的生活气氛。最后一个房间，是三个由冷暖两色日光灯管构成的空间。方才浓郁的情感色调瞬间被冲刷得像空气一样平淡。新媒体技术给观众提供了充分的互动空间，他们可以进入艺术，参与艺术，融入艺术，完成艺术。

　　新媒体技术在西方当代艺术中的应用已是普遍的共识，它带来的形体和光色的变化与构成，为传统方式所不及，极大地扩展了观者的视觉和心理体验，从而可能更为有效地传达艺术家的意图。

　　使我感兴趣的其实还不是新媒体技术在艺术展中的应用，而是在更多的社会主题展中的普遍应用。比如在日内瓦世界红十字会的人权主题展中，数字技术已经普遍应用。每位观众随身携带的语音讲解机，能够随行进位置而自动感应，随时调整和启动所在展厅的语音讲解。在一个立体彩色人像前坐下，他立刻开始说话，表情、动作宛若真人，用真人语音讲述自己的经历，令观者身临其境。进入一个关于战俘营人权问题的展厅，先要从几百根垂下的锁链中穿行而过，仿佛每个观者也同时进入了战俘营的情境之中，回到历史时空与亲历者共在。这分明就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它深深地内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阐释之中，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和观念塑造。

　　艾蕾尔：我把微信当作“自媒体”时代的展示平台。自媒体时代意味着不管你是谁，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机会仍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就像我们不被允许使用Twitter一样。有时候，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会跳出来敲打我的神经，告诫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必须避免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态度。“疯狂的狄兰”人到暮年，都能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相比之下，我们多年轻，正是无所畏惧的年龄，为什么要做一只温顺的动物?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表演者和评论家。像微信这样的新科技，拓宽了自由表达的渠道。人们变成了移动的媒介，同时扮演着表演者和评论家的双重角色。假如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就是因为新媒体科技的更新，信息的传播和接受不再受时空的限制。

　　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看到的第一个作品是来自德国柏林的艺术家Julius von Bismarck(尤利乌斯·俾斯麦)的表演艺术，名叫《Egocentric system》(《自我中心系统》)。艺术家很年轻，1983年出生于莱茵河畔的布赖萨赫。他用混凝土制造了一个直径大约五米的巨大转盘，是一个浅口碟的形状，每四秒旋转一周。里面放置着桌椅、电话、食物等一些生活用品。他置身其中，阅读、进食、打电话、和女友约会，看上去是一场模拟日常生活的表演。当一个人处于这样高速旋转的状态，很容易被甩出去。但尤利乌斯·俾斯麦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当然，之前他就处理好了旋转装置的抛面曲率、速度、重力、离心率的关系。这样，当装置极速旋转时，他就如履平地一般泰然自若。在我们眼里那个正在高速旋转的巨大的倾斜曲面，对他而言就是平稳的、静止的。透过这个作品，尤利乌斯·俾斯麦想表达两种对立的观看世界的视角：一种是自我中心的视角——一个人置身其中，自己审视自己;另一种是来自外部的他者的视角——陌生的、新奇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