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起源”的执着，是治史者的基本姿态。就山水画的研究而言，《游春图》、《溪岸图》等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有可能是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画作。至于山水画发轫时期的历史，传统上则只能依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去追念，而难以落实于图像。这篇小文试图重拾一个老话题——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但所依赖的不再是侥幸避过水沉火焚、虫蚀蚁蛀的传世品，而是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我希望这些卷轴画之外的材料，能够引起绘画史研究者进一步的重视。

　　借助考古材料考察山水画的历史并不是新鲜事，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辽庆陵之东陵(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的陵墓)中室的四时捺钵山水 01 、辽宁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棺室内壁张挂的《深山会棋图》 02、山西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冯道真墓壁画《疏林夕照》 03 等，都是为研究者所熟知的例子。近年来，年代更早的作品也不断出现，如有学者曾以河北曲阳西燕川唐、五代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葬于924)墓壁画中的山水屏风与传世作品进行对比研究， 04还有研究者讨论了陕西富平吕村乡朱家道村唐墓所绘水墨山水六曲屏风(图01)。 052008年清理的西安长安区庞留村唐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惠妃武氏墓再次发现此类屏风壁画，黄河书画网， 06其山水先以墨色勾画，再敷以浅淡的青色，既有“钩斫之法”，又近乎“渲淡”一格。 07

　　更为难得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图像材料，如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北魏孝子石棺贴金彩绘线刻画像曾被用来探讨早期山水画， 08还有前贤研究了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山水。 09我在讨论西安上林苑住宅小区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围屏画像时注意到，其东壁两曲屏风的右下角皆有一在山涧边饮水的虎(图02、03)，这一细节与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对云台西凤所临壁以成磵，……其侧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饮水”的记述相合。 10

　　无论在北朝葬具画像还是敦煌壁画中，山水皆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尽管这些图像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早期山水画的许多特征，但是，六朝时期是否有独立的山水画存在，则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这个问题的突破可以追溯到1976年山东嘉祥杨楼英山隋开皇四年(584)驾部侍郎徐敏行墓壁画的发现(图04)。 11该墓正壁墓主夫妇画像的背后，是一组多曲屏风，屏风上绘有山水。其中约略可见以横笔点染树冠， 12敷以青色，树干则以赭色的平行竖线构成，近于后世所说的浅绛一体。其右端一曲屏风至少有四排树丛上下布列，似乎意味着“高远”的意念已经出现。上文谈到的富平朱家道唐墓西壁水墨山水屏风的下方，砌有安置墓主遗体的砖台，这个台子与壁画共同构成了一组带有围屏的大床，其结构与徐敏行夫妇所坐的床相同，因此，后者可以看作唐代山水屏风的先声。

　　有学者指出，徐敏行墓壁画的格局来源于更早的北齐墓葬壁画。 13可以印证此说的一个例子是1984年发掘的山东济南马家庄北齐武平二年(571)祝阿县令□道贵墓。 14该墓正壁绘墓主坐像，两侧各立一侍卫，三人背后设置一具九曲屏风，其两端延伸到墓室左右两壁，屏风上绘有远山和云气(图05、06)。这座墓葬的壁画以简率迅捷的线条绘制，缺少细节刻画，除了屏风的边框以赭色涂绘，未见设色，屏风内的物象更是粗略。尽管如此，山峦、云气还是相当清晰，尤以右数第二曲最为分明。

　　与□道贵墓时代相同的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棺床围屏正面自西而东第五幅刻画的墓主像同样为正面角度， 15 有趣的是，图中人物也坐在一具与石棺床结构相同的带围屏的大床上，其背后的屏风上以阴线刻出的远近不同的山峦与树木(图07、08)。该图原有贴金彩绘，发现时已脱落殆尽，但这无损于画面的完整，反而突显出线条独特的表现能力。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由于墓主身体的遮挡，我们看不到屏风的全貌，作者主要目的也不在于精心描绘屏风上的画面。但是，屏风中的树木、山峦、流云历历在目，确定无疑。更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中的人物并不在屏风之内，也就是说，屏风上所绘的是一组纯粹的山水画，而不是人物的衬景。这种格局，与作为人物画背景出现的山水有着本质的差别，标志着山水画已经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在考古发现的北朝屏风中，还曾见孝子、列女、高士等题材，这个时期的山水画显然已经可以与这些人物题材的绘画比肩而立。

　　《宋书·宗炳传》云：“(炳)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观，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16宗炳卒于刘宋元嘉二十年(443)。在他的时代，图山水于居室还是一种个人的好尚。大约一个世纪后，这种做法已蔚然成风。床是坐卧皆宜的家具，其周围安置山水屏风，恰可满足“卧游”之需;反过来，这些在空间上切近人物身体的山水图像，也成为塑造一个人文化形象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