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有性别吗?”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又并不简单。

　　女性主义类型学：摄影分析的基点

　　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问题，却容易被肤浅的“弱势论”的答案所囊括。女性主义所依托的“弱势论”基本命题是这样的：整个社会依附在男性化的权力结构上、女性的弱势是一种社会构成的前提，一种牺牲或一种原罪式的不平等。

　　于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黄河书画网，摄影——这个承载人类目光的视觉媒介，书画家百科，从被发明以来，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体表达男性话语的权力工具。不过，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意识到摄影并非完全是“男性视觉的附庸”，它可以被扭转为女性主义自我的注视和抗议。

　　毫无疑问，“摄影的性别和女性主义”在其被书写之前就被打上“女性弱势论”底子，似乎摄影的性别就是男人观看，女人被看，恰是这种陈腐观念汇聚成鹦鹉学舌的潮流，成为长期以来所谓女性主义者言必提及的陈词滥调。

　　然而在不同的区域和种族所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就像印度裔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莫汗娣说的那样：“南亚的黄种女人跟北美的白种女人关心的女权是不一样的，但白种女人总以为她们的痛苦和抗争是普适的。”

　　同样的，对摄影中女性主义的理解不能是同构的。在拼图完整的谱系之前，我们要辨识每一道女性主义的光谱，对女性主义思潮做以类型学式的大致分类。简单地说，我们将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分为两大类：“关注身体系统”和“关注生产系统”，意在包容大部分的女性主义潮流，进而以此为基点，来梳理和把握女性主义和摄影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关注身体系统”包括身体形态的差别、身体的视觉消费、强奸和堕胎、争取性自由(如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杰梅茵?格里尔和印度小说家萨哈的著述)、语言符号系统的权力倾斜(例如凯特?米勒特《性政治》和麦金农对黄色书籍侮辱女性的批评)、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两性对立”模式的确立和消解(如酷儿理论大师朱迪?巴特勒的著作《性别麻烦》)等等;

　　“关注生产系统”包括男女由经济产出不同造成的就业歧视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差异(此时的女性主义往往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混合，或同民权运动的结合)、弱势族裔的女性主义(例如黑人女性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西方机构用西方的女性主义模式来启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运动，结果却是一塌糊涂，因为争取的目标或者是优先序列完全不同)、以及因全球化生产和竞争导致不同国家间女性生产者的敌视，从而形成的反西方女性传统结盟运动的后现代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堂娜·哈拉维)。

　　身体观看学：从激进到隐喻

　　女性主义思潮两大类的划分奠定了对影像结构主义分析的基本工具。以女性主义者最为厌恶的日本情色摄影师荒木经惟而论，是一个典型的以物化、弱化女性性别来达到凸现、强化男性地位的图像制造者。显然，他所引发的女性主义争议是属于身体系统的女性主义，是在凯特?米勒特、麦金农以及巴特勒之间打转的女性主义。

　　荒木镜头下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等待强暴，抑或处于被强暴之中，大多青春貌美，温柔顺从，身着和服、校服等本土情调的衣饰，以示图像性别的“民族性”和“等待支配性”。

　　荒木经惟的画册畅销的原因之一是，摄影师本人替男性消费者全力打造出“可欲”的视觉性消费产品。这一动机践踏了女性主义者的自尊，引发了如潮的批判和憎恨，很多女性主义者甚至求助于政府机构以控制荒木画册的风行。显然，这一做法有点类似于麦金农对黄色书籍发行的抨击，麦金农希望引入政府权力来遏制书籍等符号传播系统对女性的侮辱，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大师巴特勒的嘲笑，她认为麦金农所引入政府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裁断式的父性权力，是一次弱者对更高男性权力的撒娇和求援。

　　她表明“物化女性”的男性主义是无法持久地流行的，因为它没有满足不断升级和贪得无厌的男性视觉消费的持续性力量。巴特勒是对的，荒木看上去已经把这条道路走尽了，他的衣钵已经无法承接性地传下去了，极端“物化女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不仅在作为艺术品的图像中存在男性权力和物化女性的凸显问题，在商业图像制造者也会利用情色的视觉冲击力和其背后的性别争议来提升人们对广告画面的注意力。商业图像中最常见的内容就是女性形象，从林林总总的女模特、女明星、女名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男性目光的热切注视。这些表现女性的媚态或酷态的商业摄影，在拍摄技术或“光影修辞”方面有一整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