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身体”的概念，既不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作为欲望美神的身体，也非后现代语境之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弥漫的阴影对象，我们试图将身体还原到身体本身，去看待这个持魅、去魅，再到意义缠绕的过程。

　　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身体概念，主要是针对着“女性的身体”这一特定的概念。这同时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议题：从女性主义者们看来，女性的身体与男性同样，具有意义的平面性，然而，同样令女性主义者困惑的是，缠绕在女性身体上的意义者，女性同样是热情的同谋者。

　　其实，我个人以为，女性身体之所以成为“权力的战场”、“商业的秀场”、“艺术的魅场”、“视觉史的言语场”以及“性资源的矿场”，其根本之处在于，女性依然保持了迄今两性中，最接近生物本质特征属性所在，这就是生育化性征。从宣告可以受孕的初潮期，到之后每个月的月经周期、排卵期、受孕期、怀孕期、妊娠期、分娩期、哺乳期、育婴期。作为一名女性，无论其具有如何独立的姿态，这些来自于生物属性的特征，都在纠缠着一生。

　　与女性身体相比，男性的身体除了成熟期的“遗精”性征之外，其余的变化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完成的。如果说有恋爱期情绪冲动之外，几乎没有时间性的来自身体的困扰。生理上的性冲动，更多时候被具有社会性意识的“爱情”所掩盖。

　　二

　　按照中国古代典籍《黄帝内经》之中，对于女性的身体成长规律如此表述：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健，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始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1]

　　这是以女性月经从开始到终结的一个时间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身体的由内到外的变化，阐述了一个中国上古时期女性文本话语。

　　月经的终结也因为着在社会层面上的“去女性化”，按照黄帝内经时间表上“闭经”的女性，由于丧失了生殖能力，最后的结果就是进入植物化、标本化，成为一个家族繁衍的象征物的存在，她代表是一种历史时间里的一个叙述长度。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古典时期的生活模式：里面所谓正房，应该是一个“七七”之后的女性，既然没有了生殖能力，那么，交配权也被相应地剥夺了，于是，便在自家的佛堂里敲着木鱼来念经的时候，俯视着二房、三房为了交配权而惨烈地搏斗，根据自己好恶而实施着裁判权。

　　在此方面，佛教的教义之中，所提供的关于女性的定义，却与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一般的佛教典规之中，女人信仰佛教可以免除业障，但最终却是无法成佛的。《大正藏》[2]之中，收入了许多女子无法成佛的理由：

　　《佛说转女身经》否定了女人可以接近佛的真谛：

　　“女人之身不能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

　　《正法华经》认为女人无论如何修持，都无法成佛：

　　“又如女身，累劫精进，且积显著，尚不得佛”

　　《佛说长者法志妻经》则将女人看做是扰乱人性的原因，女人成佛只有变成男人之身：

　　“亿世时有所以堕女人身中者何。淫欲姿态在于其中，不能修身放心恣意。嫉妒多口贪于形态而自恃怙……女心即解变为男子，踊在虚空下礼佛足。佛告女曰:汝于后世恒沙来劫当得作佛。”

　　《大般涅槃经》更是极端地认定人性之恶来自于女人：

　　“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

　　在这里，认为女性首先是因为其自身的生理特征，激发出来的欲望洪流，对于世界秩序产生了扰乱，其次把人性之中的弱点，安在女性身上：偏狭妒忌、搬弄是非与自以为是。

　　在中国的叙述文本之中，虽然没有如此极端，但是，一个没有性欲望、性招引以及去“女性化”的身体，可以“挂在墙上”，方能够得到尊重，这却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三

　　在西方古典艺术之中，尤其是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女性身体，作为社会欲望的投射对象，继而在人性的宏大主题之下，演化成为一场场合法的“视觉奸淫”。所以，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视觉史的审美主体，或者是趣味欣赏的演变，其实就是或以神的名义来享受俗世的性乐趣，或以世俗的直接呈现来享受的区别;现代性在于脱离了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宗教主题，向无区域障碍的世俗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女性的身体被赋予与承载了太多的宏大命题，并由此而引发一场场来自于文化上的变革。的确存在着女性身体被反复地书写，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的局限在于，仅仅从被对象化的身体，来把社会简单地男权化，认为是对于女性的压制乃至于迫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本身是中性的，单纯地从价值观上来加以判断本身，就是无形之中自我陷阱化。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