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讲座主要谈符号学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西方学术界的艺术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从艺术史到当代艺术的纵向推进，到20世纪末则横向扩展，使现代主义的精英艺术研究，超越了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而扩展为后现代的“新艺术史”研究，以及进一步的视觉文化研究。在21世纪初，视觉文化研究旨在超越内在研究与外围研究的二元对立，其超越之一法，便是当代符号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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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用使当代符号学在今日学术中的“处境”问题得以突显。与此相关，符号应用的要义是再现(representation)，涉及符号意指。于是，当代符号学的处境，便可从再现这一概念的处境谈起。我且从一幅画入题：纽约观念派画家马克·坦西(MarkTansey, 1949-)的近作《柏拉图的洞穴》。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出自其《理想国》，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文论两千多年发展的渊源。柏拉图的寓言是多义的，但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我关注洞穴寓言的再现问题。何谓再现?坦西的画告诉我们，再现就是用一个画框，去把某处的景像，呈现到另一处，成为图像。坦西所画的，是洞穴口的两个人，将画框扔进洞穴里的深渊，也即抛弃再现。但是，在画框脱手的一瞬间，洞外的强光将这两人抛投画框的身影，嵌进了画框，并与画框的影像一道，投射到了洞穴的墙壁上，成为抛弃画框的图像，再现了抛弃之举。

　　坦西画出了洞穴寓言的悖论：再现即便是假象，但也无法抛弃，而我们正是通过假象来认识真相的，并进一步认识再现这一概念。再现的此一悖论，黄河书画网，恰如我们删除电脑里的垃圾文件，需要将其拖进“回收站”，但若删除“回收站”，哪怕仅是删除作为回收站之再现的那个垃圾桶图标，我们面临了将该图标拖往何处的问题。这一悖论与柏拉图关于再现问题的另一寓言“床喻”异曲同工，二者皆涉符号的再现功能。符号学是什么?从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角度说，就是关于再现的理论，是对再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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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现代符号学起于一百年前的索绪尔和皮尔斯，所以现在有学者认为符号学过时了，书画家百科，不属前沿学科。针对符号学的如此处境，我不打算举证何为前沿学科，而看重历史意识，希望学者们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符号学。

　　在20世纪中期，罗兰·巴特是现代符号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结构主义思想来延伸符号意指的过程，对亚里士多德、索绪尔、皮尔斯都提到但都未阐述的符号延伸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

　　但是，如果我们停留于巴特的符号概念，那么符号学的确老旧。然而在巴特之后，符号学经历了德里达的挑战，并在解构主义之后，浴火重生，借后现代思潮而进入当代学术领域，并贯通外围研究与内在研究，成为后现代之新艺术史和当代学术之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意义上说，这才是符号学的当下“处境”，并有“当代符号学”之称。

　　视觉文化研究在大体上有三大谱系，一是艺术史和当代艺术研究，二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三是大众文化和传媒技术研究。但是，这三者并无绝对的界线，米歇尔和米尔佐夫都从艺术史研究走向了传播研究，同时保持了艺术史研究的基本理念，例如对图像之文化意义的阐释。荷兰学者米克·巴尔(MiekeBal, 1946-)也相似，她将文学叙事引入艺术研究，并借符号学而转入文化政治。由此，巴尔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将符号学推进到了今日学术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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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克·巴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后来求学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德勒支大学，攻读法语和比较文学，以福楼拜叙事研究而获博士学位，随即执教，并于1987年成为乌德勒支大学符号学与女性研究教授及系主任，后兼任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女性研究教授和视觉文化教授，退休前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授。

　　巴尔著述甚丰，所著有荷、英、法、西、汉等多种版本，包括《文化政治的时空逆转》(2016)、《思考电影》(2013)、《难言的政治艺术》(2010)、《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85，2009)、《米克·巴尔文选》(2006)、《漫游人文学科》(2002)、《引述卡拉瓦乔》(1999)、《双重曝光》(1996)、《符号意指》(1994)、《解读伦勃朗：突破图文二元论》(1991)、《叙事方式》(1991)等重要著述。

　　巴尔的学术领域覆盖了法国文学、文学理论(叙事学)、艺术理论(符号学)、艺术史、当代艺术、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女性主义、圣经历史等学科。同时，巴尔也是一位艺术家，近年专注于电影制作与观念艺术的实践。